1976年7月1日，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在江苏无锡辞世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就在他去世四个月之后，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收到了一笔特别的党费，共计四万元，捐款人正是他的妻子刘英。
刘英交纳这笔特殊党费，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感情与承诺。这源于她在张闻天病重期间，对丈夫许下的诺言。
事情发生在1976年4月，当时张闻天已深知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疾病使他日益憔悴。在这样艰难的时刻，他找到刘英，请她答应一个心愿，这被视为他的遗愿。
张闻天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但仍怀揣着为党和国家做最后贡献的坚定信念。他提出一个想法，希望将夫妻多年积蓄的四万元全部捐献给党和国家。这笔钱，在当时的七八十年代是一笔巨额资金，体现了他们夫妻几十年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和坚定的革命信念。
刘英后来回忆说，病中的张闻天每天几乎吃得很少，身形憔悴，但他说：“这些年来，虽然没能为党工作太多，我想把积攒的这笔钱交给党费，你愿意吗？”
展开剩余81%刘英听了立刻表示支持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然而让她惊讶的是，张闻天却坚持要写一份字据。刘英不解，问丈夫是否不信任自己，但张闻天沉思后坦言：“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把这件事办妥，我心里才踏实，也算是为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。”
听着丈夫的话，刘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她深刻理解了张闻天的用意，随即按他的要求，口述内容由刘英亲笔记录，完成后两人共同签字。
张闻天一生对待事情严谨认真，刘英对丈夫的性格了如指掌，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那令人动容的特殊党费捐献场景。
回顾新中国开国元勋，许多革命先辈逝世后也曾将个人存款作为特别党费捐出，但张闻天的情况尤为不同——他已经背负着沉重的委屈，离开工作岗位多年，依然选择无私奉献，这份精神格外珍贵。
那么，张闻天身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呢？
这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。彼时，张闻天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，他在会议上公开支持彭德怀的许多意见，且对错误做法提出批评。
因此，张闻天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被迫离开外交部，从一位高级干部变为普通人。尽管如此，他没有一丝抱怨。而刘英也因此受到牵连，但她始终坚定地与丈夫共患难。
离开外交部后，张闻天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发挥自己的专长，投入研究和写作，留下了大量文章。1985年8月，他的论文集被编为《张闻天选集》，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这部选集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据刘英透露，庐山会议后张闻天遭到批评，许多人劝她销毁那些文章以免招致麻烦。尽管出于好意，这样的建议让她为难。
但有一位重要人物——王震，却坚决反对销毁这些珍贵文稿。他曾私下告诉刘英：“张闻天同志写的东西不能丢，那是宝贵财富。如果你没地方放，可以寄存在我这里，我会好好保管。”
正因如此，刘英放弃了销毁文章的念头，信任王震，交由他保管，才有后来《张闻天选集》的出版。
如今，历史已为张闻天平反，但当年王震的远见卓识实属罕见。若非他的支持，张闻天的思想精华极有可能湮没无闻，对党和国家将是一大损失。
然而，笔者认为，尽管张闻天的思想价值不可小觑，他对中华民族最深远的贡献，还是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作用。
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重新掌舵红军的关键。张闻天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在红军高层拥有重要影响力。
面对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，张闻天勇敢提出异议。他首先在通道会议支持毛泽东，推动调整红军长征路线，随后又建议召开遵义会议，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。
正是因为张闻天和同志们的坚持，遵义会议顺利召开，并促使毛泽东重新执掌军队指挥权。前国防部长耿飚曾高度评价张闻天：“若无张闻天，遵义会议不可能召开，也没人敢提起这些不同意见。没有他，毛主席也无法重新出山，我们红军不可能成功北上陕北，党和军队的发展也难以实现。”
耿飚的话精准诠释了张闻天的重要性。他不仅是推动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人物，更是确保会议决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力量。
综观全局，张闻天无疑是党史和军史上不可或缺的杰出人物。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历史还原了他的清白和功绩。
张闻天问题解决后，他的妻子刘英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继按照夫妻约定捐出四万元特别党费后，刘英晚年又一次将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——同样数额的四万余元，这次她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，希望为下一代的成长尽绵薄之力。
在中国革命的漫漫长河中，张闻天与刘英这对夫妇无疑是典范。他们一生奉献于革命事业，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同生共死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携手并肩，始终坚守对国家的忠诚与信念。
虽然他们并非唯一的模范夫妻，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典范之一。他们的崇高品德，至今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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